作为叙利亚的首都，大马士革自古以来便是中东地区的战略要地，同时又是一座历史悠久且具有重要意义的城市。《大马士革：刀锋下的玫瑰》追溯了其丰富多彩的历史：从公元前7000年左右建城，先后经历亚兰人、波斯人、希腊人、罗马人、拜占庭人、阿拉伯人、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的统治，直到20世纪的各方面冲突。本书基于新的历史资料，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综合视角，揭示了大马士革在该地区漫长历史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。
《大马士革：刀锋下的玫瑰》，[澳] 罗斯•伯恩斯 著，杨 楠 译，译林出版社出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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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与朱庇特神庙
大马士革此时风头正盛，作为罗马的忠实仆从而欣欣向荣。它的城市地位在希腊人时期还只是时有时无，现在却不再是那样了。这座城市早已不再是帝国一个无人知晓的角落里的边陲小镇。对它的管辖很稳固；它的近郊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匪患和小君主的袭击。城市肥沃的农业基地支撑起了长期的繁荣。和平意味着财富沿着商路向东方和南方流去，因为罗马人对奢侈品的需求不断增加，而东方可以提供这些具有异国风情的奢侈品，来满足罗马越发兼容并蓄的口味。由于贸易急速发展，市民可以考虑在市容建设方面进行新的投机，并使长期提升城市地位的崇拜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虽然大马士革绝非帝国东方的顶级城市，人口远少于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，处于第二梯队靠后的位置，排在耶路撒冷、阿帕米亚或提尔之后，然而，罗马人试图推广其统治的优势。就这方面的声望而言，它确实是一个重要的中心。斯特拉波指出，大马士革曾经是“这一地区对波斯人来说最有名的城市”。他认为，在他的时代（奥古斯都时代），它仍然拥有重要地位。它是最先为将罗马—希腊条理性落实到物质层面而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城市之一。然而，使它跻身于“不虚此行”之列的本钱，是其崇拜的重要性。在书面资料中，这种崇拜吸引人们前往其神庙的力量，往往堪比离此不远的耶路撒冷。在希腊时代的城市中，神庙建筑群曾经占据相当大的比重。然而，罗马时代大马士革规划的规模更大，神庙会定期吸引大量人群前来参加祭祀活动。天空之神哈达德—拉姆曼更新了可以追溯到一千年前亚兰人时代的传统，变成了大马士革至善至伟的朱庇特。大马士革作为朱庇特之城声名远扬，这一现象传到了遥远的意大利，那里也涌现出了一些有样学样的中心。神庙很快便成为新的同化主义秩序的灯塔。
这个新项目可能由谁授意和指导，在很大程度上是个谜，但它必定反映了神庙大祭司和市政当局之间密切的相互作用。有铭文显示，该项目的资金由对神庙宝库的捐赠提供，捐赠由祭司和神庙守护者向当地的商业精英募集，并得到了罗马政府的积极鼓励。铭文显示了罗马人的参与程度，到了公元2世纪，许多神庙祭司和宝库官员普遍拥有希腊或罗马名字，而个人捐赠者则更常拥有源自闪米特语的名字。罗斯托夫采夫表示，大马士革与埃米萨、巴尔米拉和埃德萨一样，“仍然是原来的样子，是祭司王的住所：它们从未成为安条克那样的希腊城市”。这可能有些夸张，但神庙建筑群的巨大规模确实表明，在罗马政府的支持下，宗教统治集团在城市事务中拥有很大的话语权。
我们从最近的研究中得知，这座希腊神庙在公元1世纪初、奥古斯都的长期统治即将结束之时被改造过，彼时的基督还很年轻。两个同心长方形庭院的体系正是在这时开工的。内部的圣域可能直到奥古斯都的统治结束（公元14年）后不久才完成，这也是西北塔楼完工的年代。外部的围场，以及与它相连的集市，可能直到公元1世纪中期才完成。因为一篇铭文透露出，它是随着资金的筹集分阶段建造的，而筹集资金则可能是通过它的商业活动完成的。东边的外部入口也是直到那时才加建的。外部围场还发现了另外的祭坛、宴会厅和神龛的遗迹，这些都是由个人分别出资的。2世纪末的塞普蒂米乌斯·塞维鲁统治时期，又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升级改造，可能增加了一些风格更为华丽的装饰。
在审视朱庇特神庙建筑群全部的发展过程之前，还有一件很有教育意义的事情要做，那就是看看在过去的一百年里，神庙的形态是如何通过研究者的工作化为明朗的。因为对于如何解读倭马亚清真寺及其周围留存的遗迹这一问题，他们的推论颇具洞见。欧洲读者初次见到这个神庙建筑群，是在1745年于伦敦出版的理查德·波科克的《东方纪事》中。波科克毕业于牛津大学，是一名神职人员，还是一名热情洋溢的旅行者，博闻多识的“旅行作家”传统最早的真正代表人物之一。他在叙利亚广泛游历，出版了三卷充满地形或历史细节的纪事，并且艺高人胆大地超越了那些精心编造的传说和民间故事。他的清真寺设计方案图解首次将求知精神应用于肉眼可见的遗迹。他所绘制的设计图试图解释圣域外为何还留有相当数量的柱子，而外部围场的柱廊和拱廊的遗迹都已经消失了。在波科克看来，拜占庭时代的教堂作为清真寺的礼拜大厅幸存了下来，并被五座有柱廊的建筑所包围，他对此进行了天马行空的描述。这种关于教堂被直接改造成清真寺的假想是一条错误线索，又过了两个世纪才得到纠正。
